從2023年10月7日至今,新一輪巴以沖突已持續兩月,停火仍遙遙無期。
據媒體報道,截至2023年12月5日,這一輪巴以沖突已致雙方超1.73萬人死亡,加沙地帶則有近190萬人流離失所,占加沙地帶總人口的80%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2023年年初上映的一部紀錄片,再次吸引外界注意,令觀者無不為之動容。這部紀錄片名叫《抵抗式攀巖(Resistance Climbing)》,講述巴勒斯坦一群攀巖愛好者的故事。雖然這些人的經歷各有不同,但在巴以長達70年的歷史恩怨之下,他們的生活背景、歷史認知,甚至是隱藏在笑容背后的恐懼,都“息息相通”。

在他們看來,攀巖不僅是極限運動,更是暫時逃離苦難的一種方式,是證明腳下的土地屬于巴勒斯坦人的一種無聲“抵抗”。2014年夏天,來自美國的兩個年輕人蒂姆 · 布倫斯和威爾 · 哈里斯,到中東游玩。這里有很多天然巖壁,非常適合攀巖。作為攀巖愛好者,布倫斯和哈里斯樂在其中,盡情享受攀巖所帶來的快感。

但興奮沒有維持多久,現實就給他們上了一課,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狀況讓他們感到震撼。“看到那些景象,我完全震驚了,”布倫斯說,“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的領土長達五十多年,這讓我感到厭惡和反感。”“他們被隔離在那里,完全被以軍控制。這種控制,包括他們想去哪里、想去哪里上學,甚至是想去哪里進行戶外、娛樂活動等等。他們持續受到羞辱,而他們不過是想跟我們一樣,過正常的生活而已。”

根據聯合國發布的調查報告,在這場戰爭中,共有2251名巴勒斯坦人和73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11226名巴勒斯坦人和1648名以色列人受傷。一邊是攀巖和游玩,一邊是戰爭與慘不忍睹,布倫斯和哈里斯陷入自我懷疑:震驚、憤怒和自我懷疑之后,布倫斯陷入思考。他希望能做點什么,給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帶來改變——哪怕只是影響一小部分人。很快,布倫斯和哈里斯一致認為,將攀巖這項運動帶到巴勒斯坦,是他們最力所能及的事。“當地的巴勒斯坦人想的都是重建道路、學校和醫院等等,這非常棒。”布倫斯說,“但我的意思是,他們沒有想過找點樂子,讓自己放松一下。”

不過,在開始行動之前,布倫斯和哈里斯心里很沒底,因為他們面臨兩大難題。一是當時的巴勒斯坦沒有攀巖者。從正常角度講,在那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恐怕沒人會有“閑情逸致”去攀巖,更何況巴勒斯坦人也沒有那么多的“自由”。一是以色列占領了大約70%的巴勒斯坦領土。對布倫斯和哈里斯來說,要想找到合適的攀巖地,并不容易。在巴勒斯坦臨時首都拉姆安拉北邊的一個小村莊附近,布倫斯和哈里斯找到一些很不錯的巖壁,并建立了攀巖路徑。與此同時,當地的一些巴勒斯坦人也開始加入他們,學習如何攀巖。不僅如此,布倫斯和哈里斯還在拉姆安拉開設了巴勒斯坦第一家室內攀巖館。隨著引領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參與攀巖,布倫斯發現,他們的人生故事都很感人。這群喜歡攀巖的巴勒斯坦人,組建了一個獨特的“小團體”,成員之間非常親密和團結,就像一個小型社區。INAS RADAYDEH表示,在加沙戰爭之后,她特別想做點什么,讓自己的大腦放松一下,然后,她就看到布倫斯和哈里斯的招募。

不過她也坦言,在一開始的時候,她抱有疑慮——因為布倫斯和哈里斯是美國人:對此,布倫斯調侃道:“甚至有人可能覺得,我們是不是間諜?”深入到攀巖這項運動中后,INAS RADAYDEH發現,她實現了起初的目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放松”可能是一種奢侈品,因為他們隨時面臨著盤查、控制,甚至死亡,而聽到槍聲和爆炸聲,更像是生活的日常。另一位名為HIBA SHAHEEN的女性,在攀巖的時候,也頭戴著傳統的阿拉伯白色頭巾。她表示,他們這些人,雖然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對攀巖卻擁有一樣的激情。

HIBA SHAHEEN瞬間愣住,跟著便露出驚訝的表情,說: “那是槍聲嗎?”但她隨即便恢復平靜,調侃道調侃道:“我們受到了攻擊。”被問到是否習慣了槍聲隨時可能出現時,她開始大笑,說:“是的。”

隨后,導演提到巴勒斯坦裔美國女記者阿克利赫,后者在2022年5月11日被以軍槍殺。聞及此言,HIBA SHAHEEN嚴肅地說:“只要他們想讓你死,你就得死,不管你是記者,還是其他的什么身份。”在INAS RADAYDEH看來,攀巖改變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身心得到徹底釋放。

LAITH ALQATAMI則表示,在巴勒斯坦這種持續處在戰亂和沖突陰影之下的地方,攀巖是他們無法抗拒的“誘惑”。“攀巖的時候,你可以感受到自由。”LAITH ALQATAMI說,“而且,在大家一起攀巖的時候,除了競爭和比拼之外,什么都不用去考慮。”在這群巴勒斯坦人當中,有一個人名叫URWAH ASKAR。

他所在的村子,離一個攀巖區非常近。小時候,他經常看到有人來攀巖,當時他就想嘗試,但一直沒有機會。“對我來說,在過去的5年里,攀巖是一場驚奇之旅。” URWAH ASKAR說,“我愛攀巖,它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對我的身心都有益處,真是太棒了。”TAWFIQ NAJADA是最早跟著布倫斯和哈里斯學習攀巖的人之一。

2014年,當布倫斯和哈里斯攀巖時,住在旁邊村子的TAWFIQ NAJADA發現了他們。剛開始,他以為布倫斯和哈里斯是來找鳥窩或者淘金。而布倫斯和哈里斯告訴他,他們是在攀巖,并且,可以教他攀巖。在紀錄片的鏡頭里,TAWFIQ NAJADA很愛笑,尤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同胞們待在一起時。當這群人因為攀巖聚集在一起,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最純粹的快樂。

甚至在攀巖挑戰失敗后,生性害羞的TAWFIQ NAJADA還忍不住飆臟話。這種性格的反差和身心的釋放,完全得益于攀巖。“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會飆臟話,我只知道我沒想到我會失敗。”名叫FARIS ABU GOSH的年輕人,走上攀巖這條路,完全是一場偶然。

“對當時的我來說,攀巖館只是個五顏六色的場地。” FARIS ABU GOSH說,“然后,他們告訴我如何攀巖,以及如何利用自己的身體去挑戰,我意識到這很有趣,真的太有趣了。”對FARIS ABU GOSH來說,攀巖就是一種逃離——因為他背負了太多太多。1948年,隨著以色列建國,FARIS ABU GOSH的家族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進入Qalandia難民營。他的母親一直在給他灌輸一件事——以色列奪走了屬于他們的土地,身處其中的巴勒斯坦人,永遠都沒辦法過自己的正常生活。但他卻不這么想:“我沒經歷過以前的時代,我出生于當下的狀態之中,所以這就是我的正常生活。”

“你永遠也無法預料,那可能是任何事情。” FARIS ABU GOSH笑著說,“可能是有人中槍,可能有人對著空中開槍,或許也可能只是有人結婚。”身處巴以的歷史積怨中,FARIS ABU GOSH從小就被身邊的人教育,一定要奮力反抗。但直到現在,他連石頭都沒扔過,因為這可能會要了他的命。事實上,母親為他取的名字來自巴勒斯坦的一位少年烈士——因為向以軍的坦克扔石頭,慘遭槍殺。

這種實力上的不對等,恰好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絕望、無助和仇恨。“我不想像他一樣被槍殺。” FARIS ABU GOSH說,“我母親老跟我說,他是個英雄,你應該像他一樣。”FARIS ABU GOSH成了一名探戈舞者——偏離母親所期待的軌道。說到這里,他夸張地笑了起來。笑的背后,也許是自嘲,也許是無奈,也許沒有也許……

“我不能總是去戰斗。” FARIS ABU GOSH說,“我也想好好活著。我只想攀巖和跳舞。”攀巖的確改變了這群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但終歸只是暫時的逃離和喘息。攀巖過后,他們還得回到現實當中。就在紀錄片拍攝前幾周,他們曾想去一個地方攀巖,卻遭遇以軍士兵。對方用槍對著他們,要求他們離開。

后來,紀錄片導演率領團隊來到URWAH ASKAR的家中。在鏡頭里,URWAH ASKAR和父親一起觀看反映種族歧視的紀錄片《冰場黑旋風》,并且有說有笑,看起來頗為輕松、正常。但在URWAH ASKAR看來,人們看到的,只是表象。他們的生活并不正常。“以色列的士兵可能會在凌晨3點,突然闖入你家,只是為了訓練士兵如何搜人。” URWAH ASKAR含淚說,“如果年輕人膽敢抗議,就會被逮捕,甚至他們的父母也會遭到威脅。”說到這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埋頭哭泣。無法再繼續受訪的他,直接喊了停。

如果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現狀,比喻成一塊畫布,那它的底色,一定是悲涼,甚至是凄慘。

但是,至少有一些巴勒斯坦人,通過攀巖找到了不一樣的樂趣和意義,為這塊悲涼的畫布,添上了一抹不能忽視的色彩。就像無邊的黑暗中,射進來一點光亮,哪怕再微弱,也把黑暗劃破一道口子,見到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