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3年10月7日至今，新一輪巴以沖突已持續兩月，停火仍遙遙無期。
據媒體報道，截至2023年12月5日，這一輪巴以沖突已致雙方超1.73萬人死亡，加沙地帶則有近190萬人流離失所，占加沙地帶總人口的80%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2023年年初上映的一部紀錄片，再次吸引外界注意，令觀者無不為之動容。這部紀錄片名叫《抵抗式攀巖（Resistance Climbing）》，講述巴勒斯坦一群攀巖愛好者的故事。雖然這些人的經歷各有不同，但在巴以長達70年的歷史恩怨之下，他們的生活背景、歷史認知，甚至是隱藏在笑容背后的恐懼，都“息息相通”。
在他們看來，攀巖不僅是極限運動，更是暫時逃離苦難的一種方式，是證明腳下的土地屬于巴勒斯坦人的一種無聲“抵抗”。2014年夏天，來自美國的兩個年輕人蒂姆 · 布倫斯和威爾 · 哈里斯，到中東游玩。這里有很多天然巖壁，非常適合攀巖。作為攀巖愛好者，布倫斯和哈里斯樂在其中，盡情享受攀巖所帶來的快感。
但興奮沒有維持多久，現實就給他們上了一課，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狀況讓他們感到震撼。“看到那些景象，我完全震驚了，”布倫斯說，“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的領土長達五十多年，這讓我感到厭惡和反感。”“他們被隔離在那里，完全被以軍控制。這種控制，包括他們想去哪里、想去哪里上學，甚至是想去哪里進行戶外、娛樂活動等等。他們持續受到羞辱，而他們不過是想跟我們一樣，過正常的生活而已。”
根據聯合國發布的調查報告，在這場戰爭中，共有2251名巴勒斯坦人和73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11226名巴勒斯坦人和1648名以色列人受傷。一邊是攀巖和游玩，一邊是戰爭與慘不忍睹，布倫斯和哈里斯陷入自我懷疑：震驚、憤怒和自我懷疑之后，布倫斯陷入思考。他希望能做點什么，給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帶來改變——哪怕只是影響一小部分人。很快，布倫斯和哈里斯一致認為，將攀巖這項運動帶到巴勒斯坦，是他們最力所能及的事。“當地的巴勒斯坦人想的都是重建道路、學校和醫院等等，這非常棒。”布倫斯說，“但我的意思是，他們沒有想過找點樂子，讓自己放松一下。”
不過，在開始行動之前，布倫斯和哈里斯心里很沒底，因為他們面臨兩大難題。一是當時的巴勒斯坦沒有攀巖者。從正常角度講，在那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恐怕沒人會有“閑情逸致”去攀巖，更何況巴勒斯坦人也沒有那么多的“自由”。一是以色列占領了大約70%的巴勒斯坦領土。對布倫斯和哈里斯來說，要想找到合適的攀巖地，并不容易。在巴勒斯坦臨時首都拉姆安拉北邊的一個小村莊附近，布倫斯和哈里斯找到一些很不錯的巖壁，并建立了攀巖路徑。與此同時，當地的一些巴勒斯坦人也開始加入他們，學習如何攀巖。不僅如此，布倫斯和哈里斯還在拉姆安拉開設了巴勒斯坦第一家室內攀巖館。隨著引領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參與攀巖，布倫斯發現，他們的人生故事都很感人。這群喜歡攀巖的巴勒斯坦人，組建了一個獨特的“小團體”，成員之間非常親密和團結，就像一個小型社區。INAS RADAYDEH表示，在加沙戰爭之后，她特別想做點什么，讓自己的大腦放松一下，然后，她就看到布倫斯和哈里斯的招募。
不過她也坦言，在一開始的時候，她抱有疑慮——因為布倫斯和哈里斯是美國人：對此，布倫斯調侃道：“甚至有人可能覺得，我們是不是間諜？”深入到攀巖這項運動中后，INAS RADAYDEH發現，她實現了起初的目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放松”可能是一種奢侈品，因為他們隨時面臨著盤查、控制，甚至死亡，而聽到槍聲和爆炸聲，更像是生活的日常。另一位名為HIBA SHAHEEN的女性，在攀巖的時候，也頭戴著傳統的阿拉伯白色頭巾。她表示，他們這些人，雖然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對攀巖卻擁有一樣的激情。
HIBA SHAHEEN瞬間愣住，跟著便露出驚訝的表情，說: “那是槍聲嗎？”但她隨即便恢復平靜，調侃道調侃道：“我們受到了攻擊。”被問到是否習慣了槍聲隨時可能出現時，她開始大笑，說：“是的。”
隨后，導演提到巴勒斯坦裔美國女記者阿克利赫，后者在2022年5月11日被以軍槍殺。聞及此言，HIBA SHAHEEN嚴肅地說：“只要他們想讓你死，你就得死，不管你是記者，還是其他的什么身份。”在INAS RADAYDEH看來，攀巖改變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身心得到徹底釋放。
LAITH ALQATAMI則表示，在巴勒斯坦這種持續處在戰亂和沖突陰影之下的地方，攀巖是他們無法抗拒的“誘惑”。“攀巖的時候，你可以感受到自由。”LAITH ALQATAMI說，“而且，在大家一起攀巖的時候，除了競爭和比拼之外，什么都不用去考慮。”在這群巴勒斯坦人當中，有一個人名叫URWAH ASKAR。
他所在的村子，離一個攀巖區非常近。小時候，他經常看到有人來攀巖，當時他就想嘗試，但一直沒有機會。“對我來說，在過去的5年里，攀巖是一場驚奇之旅。” URWAH ASKAR說，“我愛攀巖，它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對我的身心都有益處，真是太棒了。”TAWFIQ NAJADA是最早跟著布倫斯和哈里斯學習攀巖的人之一。
2014年，當布倫斯和哈里斯攀巖時，住在旁邊村子的TAWFIQ NAJADA發現了他們。剛開始，他以為布倫斯和哈里斯是來找鳥窩或者淘金。而布倫斯和哈里斯告訴他，他們是在攀巖，并且，可以教他攀巖。在紀錄片的鏡頭里，TAWFIQ NAJADA很愛笑，尤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同胞們待在一起時。當這群人因為攀巖聚集在一起，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最純粹的快樂。
甚至在攀巖挑戰失敗后，生性害羞的TAWFIQ NAJADA還忍不住飆臟話。這種性格的反差和身心的釋放，完全得益于攀巖。“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會飆臟話，我只知道我沒想到我會失敗。”名叫FARIS ABU GOSH的年輕人，走上攀巖這條路，完全是一場偶然。
“對當時的我來說，攀巖館只是個五顏六色的場地。” FARIS ABU GOSH說，“然后，他們告訴我如何攀巖，以及如何利用自己的身體去挑戰，我意識到這很有趣，真的太有趣了。”對FARIS ABU GOSH來說，攀巖就是一種逃離——因為他背負了太多太多。1948年，隨著以色列建國，FARIS ABU GOSH的家族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進入Qalandia難民營。他的母親一直在給他灌輸一件事——以色列奪走了屬于他們的土地，身處其中的巴勒斯坦人，永遠都沒辦法過自己的正常生活。但他卻不這么想：“我沒經歷過以前的時代，我出生于當下的狀態之中，所以這就是我的正常生活。”
“你永遠也無法預料，那可能是任何事情。” FARIS ABU GOSH笑著說，“可能是有人中槍，可能有人對著空中開槍，或許也可能只是有人結婚。”身處巴以的歷史積怨中，FARIS ABU GOSH從小就被身邊的人教育，一定要奮力反抗。但直到現在，他連石頭都沒扔過，因為這可能會要了他的命。事實上，母親為他取的名字來自巴勒斯坦的一位少年烈士——因為向以軍的坦克扔石頭，慘遭槍殺。
這種實力上的不對等，恰好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絕望、無助和仇恨。“我不想像他一樣被槍殺。” FARIS ABU GOSH說，“我母親老跟我說，他是個英雄，你應該像他一樣。”FARIS ABU GOSH成了一名探戈舞者——偏離母親所期待的軌道。說到這里，他夸張地笑了起來。笑的背后，也許是自嘲，也許是無奈，也許沒有也許……
“我不能總是去戰斗。” FARIS ABU GOSH說，“我也想好好活著。我只想攀巖和跳舞。”攀巖的確改變了這群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但終歸只是暫時的逃離和喘息。攀巖過后，他們還得回到現實當中。就在紀錄片拍攝前幾周，他們曾想去一個地方攀巖，卻遭遇以軍士兵。對方用槍對著他們，要求他們離開。
后來，紀錄片導演率領團隊來到URWAH ASKAR的家中。在鏡頭里，URWAH ASKAR和父親一起觀看反映種族歧視的紀錄片《冰場黑旋風》，并且有說有笑，看起來頗為輕松、正常。但在URWAH ASKAR看來，人們看到的，只是表象。他們的生活并不正常。“以色列的士兵可能會在凌晨3點，突然闖入你家，只是為了訓練士兵如何搜人。” URWAH ASKAR含淚說，“如果年輕人膽敢抗議，就會被逮捕，甚至他們的父母也會遭到威脅。”說到這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埋頭哭泣。無法再繼續受訪的他，直接喊了停。
如果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現狀，比喻成一塊畫布，那它的底色，一定是悲涼，甚至是凄慘。
但是，至少有一些巴勒斯坦人，通過攀巖找到了不一樣的樂趣和意義，為這塊悲涼的畫布，添上了一抹不能忽視的色彩。就像無邊的黑暗中，射進來一點光亮，哪怕再微弱，也把黑暗劃破一道口子，見到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