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1949年到2024年，是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勵精圖治的75年，也是全國人民奮發圖強的75年。從建國初期艱苦卓絕的奮斗，到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化，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及至黨的二十大，接續奮斗，實現了小康這個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我國的發展站在了更高的歷史起點上。
為向共和國75周年誕辰致敬，中國探險協會聯合鴻蒙智行，隆重開啟2024“鴻蒙智行丈量祖國大美山河”環國境線探險活動。
2024“鴻蒙智行丈量祖國大美山河”環國境線探險活動，以北斗七星命名了7支車隊，每隊7輛車，將從7條不同線路的起點出發，首尾相接，歷時15天至20天，途經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西藏、新疆、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17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普蘭、霍爾果斯、紅其拉甫等16個邊境站點，全程3萬余公里，最終回到北京永定門，完成本次環國境線探險活動閉環。
車隊的行程，除3條國道，還將抵達邊境的鄉道、縣道，打卡部分重要邊境國門、哨所，行程中將遇到江河、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等各類地形、地貌。
10月4日，7支隊伍之一的天權隊，來到位于G219國道的古措村，通過那里的珠峰觀景臺，遠眺“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
位于中國和尼泊爾交界處的珠峰，被譽為鑲嵌在中尼兩國邊界線上的耀眼明珠，不僅象征著兩國的交往和友誼，更見證了兩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
從中國人1960年第一次從北坡登頂開始，珠峰就成為中國登山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后承載了國家登山和民間攀登的發展和變遷，這其中既有宏大敘事，也有個體追求，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動人的瞬間。
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羅靜在本次活動中講述珠峰下小鎮的小康生活這便是珠峰永恒魅力的體現，正如參與此次活動的天權隊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羅靜所說：“珠峰就在那里，特別夢幻！”
正因“夢幻”，才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前赴后繼。那么，中國攀登珠峰的歷史，都經歷了哪些階段？又發生了那些關鍵性事件呢？本文將一一為您揭曉，閱讀完全文大約需要6分鐘。
作為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不僅是人類挑戰極限的圣地，也是人類探索精神的縮影。這座位于我國和尼泊爾邊境上的山峰，是喜馬拉雅山脈中的主峰，位于東經86.9°，北緯27.9°，是一條近似東西向的弧形山系。美國登山家喬恩·克拉考爾（Jon Krauer）說過：“一旦珠峰被確認為地球的最高點，那人類決定登上它，就只是時間問題。”1852年，英屬印度測量局在喜馬拉雅山脈發現了這座被稱為“15號山峰”（PeakXV）的世界最高峰。14年后，在當地稱呼不詳的情況下，時任英屬印度測量局局長安德魯·史考特·華歐（Andrew Scott Waugh）將其命名為“艾弗瑞斯特峰”，以紀念前任英屬印度測量局局長喬治·艾弗瑞斯特（George Everest）。此后的外國文獻中，珠穆朗瑪峰就被叫做‘Mount Everest’。人類有記載的第一次探索珠峰，發生于1921年。這之后，人類不斷嘗試登頂珠峰，直至1953年5月29日，新西蘭人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尼泊爾向導丹增·諾爾蓋(Tenzing Norgay)首次從南坡抵達世界最高點，開啟了珠峰攀登新紀元。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借助上世紀90年代商業攀登的發展，越來越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完成登頂珠峰的夢想。中國人則于1960年5月24日第一次登頂珠峰，不僅拉開中國人攀登珠峰的序幕，更開啟了人類從北坡登頂珠峰的歷史。回望過去，中國人的珠峰故事，不僅折射了我國現代登山運動的發展，更見證了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起初，人類對珠峰的探索始于北坡，但遲遲未能成功，所以，西方登山者逐漸將珠峰北坡形容為“鳥都無法飛越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禁止外國登山隊在西藏地區登山。1950年，尼泊爾對外國人開放邊境，西方探險隊開始從南坡攀登珠峰。1953年5月29日，新西蘭人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尼泊爾向導丹增·諾爾蓋(Tenzing Norgay)成功從南坡登頂，實現人類對珠峰的首次征服。
埃德蒙 · 希拉里（左）和丹增 · 諾爾蓋（右）從南坡登頂珠峰 圖源：網絡
1955年，我國與尼泊爾建交，雖然雙方暫時擱置領土邊界等爭議，但后來，尼泊爾還是表達了想要將珠峰全部占為己有的意圖，并大肆宣揚“人類從南坡首次登頂珠峰”，其目的不言而喻。從歷史上說，我國對珠峰的主權具備法理依據——早在清康熙年間，理藩院主事勝住、喇嘛楚爾沁藏布和蘭木占巴就對它的位置和高度進行了初步測量，并于1719年在《皇輿全覽圖》上詳細標注了珠峰的位置、四周邊界，而名稱“朱母朗馬阿林”，“朱母朗馬”藏語意為“第三女神”，“阿林”為滿語“山”之意。清《皇輿全覽圖》中關于“朱母朗馬阿林”的繪制 圖源：網絡
當然，珠峰也承載著尼泊爾人民深厚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情感，被視為“神山”。我國希望與尼泊爾和平解決珠峰的邊界線爭議問題，但考慮到對方想獨占珠峰，完成從北坡登頂珠峰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恰好是在1955年，新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登山者許競、師秀、周正和楊德源，到前蘇聯學習登山技術，拉開了我國現代登山的序幕。不久，中蘇共同組隊，成功登頂前蘇聯境內海拔6773米的團結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1956年，新中國第一屆登山訓練班在北京舉辦，培養了我國最早的一批登山運動員，并組建第一支登山隊——中華全國總工會登山隊。這支登山隊于1956年4月25日登頂秦嶺主峰太白山。不過現實是，那時的中國登山運動尚處起步階段，人員、技術、裝備和經驗都存在很大不足。因此，前蘇聯扮演了“導師”的角色。但與此同時，前蘇聯也暗藏私心，欲聯合我國從北坡攀登珠峰。早在1955年，前蘇聯方面就提出該想法，后來又屢次向我方表達愿景。直到1958年，我國才正式接受前蘇聯的建議，雙方聯合制定了攀登珠峰的時間表——1958年偵察，1959年試登，1960年登頂。本來一切按部就班，我國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伴隨中蘇關系惡化，前蘇聯逐漸變得消極，直至結束合作。面對此情況，我國并未停止攀登珠峰的計劃，因為它早已超出登山的范疇，成為一次彰顯國家實力的行動。“他們不干，我們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們的脖子。中國人民就是要爭這口氣，你們一定要登上去，為國爭光。”這是1959年，在中蘇關系走向決裂，中蘇聯合攀登珠峰活動擱置后，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對中國登山隊鼓勁的話。
1960年2月，我國正式組建214人的中國珠峰登山隊，其中192人組成先遣隊，先行建立大本營，并分別在海拔5400米、5900米和6400米處建立營地，同時還將物資運送到營地。1960年5月，中國登山隊隊員在海拔7150米的冰雪坡上行進 圖源：新華社正式登頂前，登山隊還進行了三次“高山行軍”——除了適應高海拔環境外，還繼續運送物資，并建立了四號營地和突擊營地。1960年5月17日，登山隊第四次“高山行軍”。5月24日上午，王富洲、屈銀華、貢布和劉連滿開始突擊登頂。5月25日凌晨4點，王富洲、屈銀華、貢布摸黑登頂，完成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從珠峰凱旋的屈銀華（左）、貢布（中）、王富洲（右） 圖源：新華社這次登頂，不僅是我國現代登山運動的重要里程碑，也促成了我國現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1961年10月5日，我國和尼泊爾簽訂《中尼邊境條約》，明確珠峰歸屬權：北邊歸我國，南邊歸尼泊爾。1975年，隨著國家經濟和體育趨向黯淡，我國再次組織珠峰登山隊。盡管經歷了副政委鄔宗岳滑墜犧牲、多人受傷和患病，1975年5月27日，中國登山隊羅布、羅則、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貢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飲和潘多成功登頂珠峰。這不僅回擊了一些西方媒體對我國1960年登頂珠峰的質疑，還給全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精神鼓舞。潘多則成為世界上首位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女性。在這之后，隨著經驗越來越豐富、技術越來越精進，中國國家層面的登山運動進入相對成熟階段。隨著改革開放到來，我國登山運動逐漸走向國際化，中國登山協會也開始接待外國人來華攀登珠峰。1988年5月5日，我國聯合日本和尼泊爾從珠峰北坡和南坡同時攀登，首次實現南北雙向跨越珠峰。這也是人類首次從南北兩面攀登，在珠峰峰頂實現會師，堪稱世界登山史的一大壯舉。參加中日尼三國雙跨珠峰的中方登山隊員，自左至右分別是次仁多吉、仁青平措、改革開放日益深入，國家層面的登山活動逐步減少，中國登山協會開始更多致力于推廣登山運動，出臺相關規范和標準，組織專業培訓。當然，國家層面的珠峰任務也依然存在——比如2003年我國聯合韓國紀念人類登頂珠峰50周年活動、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珠峰傳遞活動和2023年“巔峰使命”珠峰科考行動等。我國聯合日本和尼泊爾于1988年5月5日實現南北雙向跨越珠峰時，現任深圳登山協會常務副會長的曹峻還是個高三學生，這是成長于洞庭湖邊的他，第一次了解登山運動。“我的家鄉在洞庭湖邊上，那里沒有像樣的山。”曹峻接受中國探險協會采訪時說，“最高的山，海拔可能也就一百多米。”
“直到來北京之后，我才開始體驗到登高望遠的感覺。那種感覺，還是挺讓人興奮的。”1989年，著名冰川學家、北大教授崔之久從北極歸來后，開了一堂講座，指出了雪山攀登對國家的意義，并呼吁：“難道中國大學生就沒有一點冒險精神？北大學子就不能挑起這個重擔？”很快，北大學子李欣、劉勁松和陳衛華等人開始組建北京大學登山協會（后更名為北京大學山鷹社），曹峻也加入其中，成為創始社員。同樣是山鷹社創始隊員的是后來于2023年5月18日在珠峰救人的謝如祥。與曹峻不同，謝如祥從小就與登山有著不解之緣——他來自廣西桂林全州縣，家后面就是海拔2044米的寶鼎山，從小就經常爬山。“到了北大后，來自農村的我見識有限，沒法參加那些陽春白雪的社團。”謝如祥說，“但對于戶外運動，我很有親切感，尤其是攀巖和登山，上手很快。”山鷹社成立初期，遇到過很多困難，比如裝備不足、訓練場地匱乏、缺少資金等，社員們甚至還曾為了湊錢，走街串巷售賣贊助商提供的方便面。1990年8月27日，山鷹社第二任社長曹峻帶隊成功登頂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對此，時任中國登山協會常務副主席王鳳桐評價道：“這開辟了中國群眾性登山運動的新紀元！”
1990年，北大山鷹社攀登玉珠峰時的合影 圖源：網絡
當時，山鷹社的成立和發展，除了依靠北大支持，還得到中國登山協會的幫助和指導。“除了中國登山協會，王富洲和屈銀華等老前輩，也都非常支持我們，給了我們很大幫助。”謝如祥說。這是一種幫助，更是一種傳承。隨著國家層面登山運動逐漸減少，民間攀登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而山鷹社的出現和發展，也引領了國內大學組建登山社團的風潮，將民間攀登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最開始，對普通人來說，雪山攀登是很遙遠的事情，一般都是國家層面的科考行動。”曹峻說，“山鷹社，不僅會有組織性登山，保證相對安全，而且是以團隊的形式去自主探索。由于北大學生文筆都不錯，所以留下了很多文字資料，都是關于登山知識、攻略和報告，給民間社團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值得一提的是，山鷹社曾在1998年4月21日成功登頂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成為中國第一個登頂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民間組織，并于1999年出版《八千米高度》（2018年再版《高處有世界：北大山鷹社30年》），這本書堪稱中國民間攀登的“圣經”。“再加上山鷹社的人都是學生，完成攀登雪山的壯舉，會吸引媒體宣傳報道，讓人們感覺雪山也沒那么遙遠。總體來說，山鷹社為中國民間攀登發展奠定了一些基礎。”中國民間攀登的發展，自然離不開時代氛圍的推動。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國上下都在探索、求知，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這種探索，除了包含家國情懷之外，更多還是彰顯對于個人發展深層次的思考和追尋。關于這點，山鷹社的社歌——齊豫的《橄欖樹》，就是最好的體現：“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么流浪，為什么流浪遠方，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后來，山鷹社又攀登了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2018年5月15日，北大珠峰登山隊從北坡挑戰珠峰，最終12人登頂，其中7人來自山鷹社。但其實早在1989年，就有中國人開始考慮珠峰北坡的商業攀登。現任西藏自治區體育局局長尼瑪次仁，當時擔任西藏自治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翻譯及聯絡官，服務對象主要是國外登山愛好者，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前來北坡攀登珠峰。可每一次登山，向導、協作和營地服務者幾乎全是外國人，尤其是尼泊爾夏爾巴人，而中國人只能做一些非核心工作，比如牦牛運輸、聯系車輛和洗碗等，這讓尼瑪次仁心里很不是滋味，萌生了辦一所登山培訓學校的念頭。1999年7月10日，在當地政府和相關單位支持下，尼瑪次仁創辦西藏登山學校（后改名為西藏拉薩喜馬拉雅登山向導學校，以下簡稱西藏登山學校），這是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所，也是繼法國國家滑雪登山學校（ENSA）之后世界第二所長期辦學的專業登山學校。
時任西藏登山學校校長尼瑪次仁 圖源：新華社（2008年攝）“看到外國登山隊重金聘請尼泊爾夏爾巴人擔任向導或協作，學校的創始人尼瑪次仁認為，這是一種資源的流失。”現任西藏登山學校常務副校長、曾數次登頂珠峰的普布頓珠說，“他希望通過培養本地人才，不僅解決就業問題，還能為西藏登山隊培養后備力量，因此，學校的主要目標是為登山活動提供全面型人才，包括高山向導、高山協作和營地管理等。”據普布頓珠介紹，西藏登山學校的教學內容主要涵蓋文化課和登山技術科目，如藏語、漢語和英語的學習，以及地理、歷史、登山理論和技術訓練等。此外，學校還提供包括烹調課在內的多種實用課程，以幫助學員適應高山環境中特殊的工作和生活需求。
現任西藏登山學校常務副校長普布頓珠 圖源：普布頓珠2001年5月30日，為解決畢業學員就業問題，西藏登山學校創辦西藏圣山登山探險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圣山探險），力求“以業養業，校企結合”。2003年5月，為紀念人類首次登頂珠峰50周年，中韓兩國組成聯合登山隊，和中國業余登山隊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六百多名登山者，一起挑戰珠峰。5月23日，包括企業家王石在內的中國業余登山隊登頂珠峰。那一次，圣山探險全程參與其中。
2003年，中國業余登山隊登頂珠峰 圖源：網絡
“那是西藏登山學校真正開始向外輸出向導和協作人才。而中國人真正開始珠峰商業攀登大概是在2009年之后。”對西藏登山學校頗為了解的曹峻說。
西藏登山學校向導在珠峰進行一對一服務 圖源：新華社普布頓珠表示，2003年到2005年，西藏登山學校畢業學員曾在珠峰北坡為部分國際登山隊提供登山向導服務。2008年之后，珠峰北坡的中國登山隊所雇傭向導，幾乎全部來自西藏登山學校。截至目前，西藏登山學校已培養四百多位向導人才，為珠峰北坡商業攀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被譽為我國登山界的“黃埔軍校”。因為王石等業余登山人士的參與，2003年的攀登珠峰行動，在廣大民眾中掀起了民間愛好者攀登珠峰的熱潮。但事實上，這種嘗試早就有人在做。從1960年國人首登珠峰開始，我國的珠峰攀登一直都是有組織性的集體行為。但到了2000年，卻出現一個“異類”——“中國只身攀登珠峰第一人”閻庚華。1958年出生于黑龍江哈爾濱的閻庚華，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事極限運動。1986年，他從山海關跑到嘉峪關，成為我國第一位跑完萬里長城的人。上世紀90年代末，閻庚華開始將目光投向珠峰。為了準備攀登珠峰，他每天早上都會追著公共汽車練長跑；為了提高體能，他從不吃米飯，只吃肉類食品。用一句話概括，他就是“把登珠峰的理想看得比生命還重！”2000年5月，閻庚華第三年沖擊珠峰。這一次，他得到黑龍江電視臺和一家企業的贊助。電視臺原計劃直播他的沖頂過程，但天氣太過糟糕， 被迫要放棄。而閻庚華，原本已經答應和電視臺一起下撤，但也許是他突然意識到，這可能是他最后的機會，于是閻庚華義無反顧地選擇沖頂。2000年5月21日，他登頂了，但卻在下撤時因天氣太過惡劣，不幸遇難。閻庚華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悲劇，在當年的登山圈引發了不小的震動。那時，正是我國戶外運動——尤其是登山運動，進入快速發展的時期。隨著登山運動快速發展，登山事故和山難也開始頻發。那一時期，除了閻庚華之外，山鷹社也曾發生過影響極大的山難——2002年8月7日，山鷹社5名隊員林禮清、楊磊、盧臻、雷宇和張興柏，在沖頂希夏邦馬峰西峰時遭遇雪崩，全部遇難。2002年，北大山鷹社攀登希夏邦馬峰期間 圖源：網絡盡管這次山難一度讓山鷹社陷入困境，好在北大不僅沒有“一刀切”，還努力讓山鷹社走上更專業和更規范的道路——比如增加登山答辯、提高風險意識和科學指導訓練等。“當時，這次山難對山鷹社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曹峻說，“但是，非常感謝學校的管理層，對這件事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也比較有擔當。其實，放眼看去，國內高校很難有這樣的勇氣，在發生這么大的事情后，還能去維護一個學生社團的健康、良性和可持續發展。”就當時來說，山鷹社的這次山難，也是對整個民間登山運動的警醒——走專業化和規范化道路成為必然。在這方面，深圳登山協會的成立和發展是中國民間攀登組織中的典范。2003年，王石不僅登頂珠峰，還牽頭成立了深圳登山協會（簡稱深圳登協）。除了致力于推廣登山運動，深圳登協還肩負著為戶外愛好者提供登山規范引導和培訓的責任。當時，王石將在萬科任職業務主管的曹峻派到深圳登協擔任專職秘書長。就這樣，曹峻又一次參與和見證了我國民間攀登組織的重要發展階段。2006年，曹峻從萬科辭職，成為深圳登協常務副會長，全身心投入到中國民間攀登規范化進程之中。在曹峻看來，深圳登協從兩個層面對我國民間登山起到了探索和創新作用。“第一，我們會組織各種培訓，摸索出一套登山愛好者自主學習和成長的體系，幫助我們更好推廣登山運動。”曹峻說，“第二，深圳登協進行了管理機制創新。以往，登山運動協會采用的都是很強的行政管理模式，而深圳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讓我們自己去摸索，就此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深圳登協就變成了一個登山愛好者自我運作和管理的組織。后來，政府也不再給我們撥款，全靠我們自己去摸索和成長，為中國民間攀登組織發展提供了一個探索模式上的創新。”如此模式下的深圳登協，煥發出強大活力，成為引領我國民間攀登組織發展的核心力量。以珠峰為例，據深圳登協數據顯示，2024年珠峰登山季，共有15位來自深圳的登山者成功登頂珠峰，這是有史以來深圳登山者年度登頂人數最多的一次；而歷史上，登頂珠峰的深圳登山者已達61人，共計70人次。隨著珠峰商業攀登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攀登珠峰，挑戰世界之巔。“珠峰是每個登山者的夢。”謝如祥這樣說道，“從狹義上說，它是對自我極限的挑戰，也是認識自我的過程；從廣義上說，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靠的就是探索未知、探索自我。”但與此同時，鑒于攀登珠峰有一定的經濟門檻，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就連王石也曾遭質疑是“被抬上珠峰”。“有人認為，你們這些登珠峰的人是吃飽了撐的，而且都是有錢、有閑的暴發戶。”2013年登頂珠峰的曹峻說，“他們甚至覺得，你們都是花錢找人抬上去的。”
誠然，最早一批登頂珠峰的民間登山者確實主要是企業家或公司高管，比如來自深圳的王石、郁亮、汪建和饒劍鋒等，但他們其實更是一群熱愛登山的人——以饒劍鋒為例，他生前以攀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為目標，在2013年攀登期間與楊春鳳一起遭塔利班殺害。之前，他已登頂10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而且，隨著時代發展，各行各業的人也都開始加入攀登珠峰的行列——這其中，有中學老師、大學教授，有獄警，有民營企業家。攀登珠峰已經進入到更個體化和多樣化的發展階段。“每一個決定去攀登珠峰的人，在各自領域里都是佼佼者，或者說至少是小有成就，然后他才會有攀登珠峰的勇氣。這種東西是骨子里的。”曹峻說。更重要的是，每個攀登珠峰的人都有著獨特的個人故事，這些故事交匯成人生百態。
張洪是亞洲第一位登頂珠峰的盲人。而他攀登珠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妻子、兒子活得更有尊嚴。知名探險家夏伯渝，雙腿截肢，5次沖擊珠峰，69歲才終于登頂世界之巔。他以自身經歷詮釋了人在困難面前所能迸發的頑強意志。“來自各行各業的人，有著不同的身份和愿望，這恰恰是對民間登山精神的多樣注解。”曹峻說，“這群人在這個時代，非常具有代表性。”每一個攀登珠峰的人，既有相通的探索精神，又有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抉擇。攀登珠峰不再是宏大敘事，而是個體的細微感受和表達，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也許你不會真正去攀登現實中的珠峰，但你的心里可能也會有一座珠峰，這就是我一直希望傳遞的精神——不止于攀登。它超越了攀登本身，是你骨子里的不服輸、敢于探索的精神。”2023年在登頂在即，因救人而放棄沖頂珠峰的謝如祥，在被問到何時會再次挑戰珠峰時，他笑著說：“看緣分吧！經濟狀況、身體狀況、內心的愿望，三者都感覺良好時才去。”這句話，也許就是對攀登珠峰個體化和多樣化的生動詮釋。
